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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美援朝老军人去世,骨灰中发现两枚弹头

2020-09-30 14:36:05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三阶段,主要是二战后亚非国家从英法和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过程。1941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表示,战后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政府的形式,使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则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维系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被迫开始收缩战线,允许其控制下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战后初期,获得独立的国家多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它们在原殖民宗主国撤出后直接宣布独立建国。“中东的裂变”在二战后持续展开,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后,原来的奥斯曼帝国衍生出十几个国家,从而最终使拥有共同语言、宗教和区域的阿拉伯民族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化为泡影。民族独立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1960年被称为“非洲年”,这一年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1990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标志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的彻底瓦解。美苏冷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言中做过这样的归纳:第一,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也许还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于今日之状况。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对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当然,由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或苏联模式的照搬难以取得成功,并且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生产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比较简单,相应地,对要素范围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如生于1623年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第提出“二要素论”:一是劳动,二是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他留给后世的著名格言。虽然威廉ⷩ…第没有分清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而作为“价值”则是由劳动创造的(不包含任何自然因素),但是,他明确提出“二要素论”是有贡献的。    第二步,5G 网络加载北斗 /GNSS地基增强信号,提供基于 5G 的地基增强时空位置服务。让 5G网络本身不仅接收北斗信号,每个基站都有位置,也可以发出北斗的信号。这等于增强了北斗的信号源,把天上的卫星搬到地面上来,发出信号就能用北斗一样的模式精准定位。实现这样的功能,会产生很多重要的应用: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监控,自然资源规划管理与精准农业,智能交通监管与风险控制,L4、L5 级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基础支持,天气与地质灾害监测与应急救援等。    第三步,构建车联网与智能网联汽车运营中的应用。实现道路及其周边环境的全时空感控,实现网联车运行全过程感控。到这一步已经实现了精准的时间控制和位置控制,可以精确到几毫米、几纳秒,前面讲到目前不能远程控制汽车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四步,构建远程实时控制和信息安全的“人-机 - 物”CPS 融合系统。基于 5G 构建网络基站、路由、网关、关键服务器的高精度时空体系,实现全网信息的高精度时空位置可测量、可计算、可溯源、可调控,使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和人三者形成一个融合系统。通过对信息的调控实现对外界物理世界的调控,这就达到了智能的目的。智能是通过操作数学符号来操控物理世界,这是一位图灵奖获得者的定义。只要做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就会实现。    到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命的最后一刻,美国最高法院有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四位自由派大法官。由于小布什总统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是一位坚定的法律之上主义者(legalist),虽然在大多数案件中他都会不出人意料地与其他保守派法官站在一起,但在少数案件(比如奥巴马医保案)中,他却时而显示出不会为意识形态而扭曲法律的品质,这在一定程度维护了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关的最后尊严。   正因如此,是否让特朗普在这次大法官提名中得逞对民主党(自由派)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对共和党来说只是一件是否扩大优势的重要但非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的一些美国法律界的朋友认为,特朗普如果足够理智的话,应当放弃这次提名机会,因为这会把民主党及其支持者逼向比输掉总统大选还绝望的绝路,不符合“穷寇莫追”、做事留有余地的政治法则。但特朗普的特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目前的进展也表明他已经准备好了提名,这个提名会在本周六公布,而参议院也做好了启动确认程序的准备。 

         本来,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汉到唐宋的儒家经典体系,就从“五经”拓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早就以不同形式进入这一经典体系。但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将“四书”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后世开始将专门训释《四书》的经学著作称为《四书》学,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明史ⷨ‰𚦖‡志》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清代乾隆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将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归类其中。    对于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而言,比较多受美国“中国学”影响,最突出的是按照各种主义、各种思潮来把握近代中国思想的演进。周阳山等编辑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按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选编论文,介绍海内外的研究,在中文世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这些主义揭示近代中国的思想现象,或分析思想人物,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问题。这方面纪霖所编的两部书已有所反映。   其次,在研究中把某一些思想人物归到某一个主义中也会遇到困难。举例来说,通常研究者会把严复、梁启超、胡适归到自由主义营垒中。但是,我们又很难说严复、梁启超是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们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些主张和自由主义比较契合,但是要给他们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似乎又并不合适。    总之,开展科技创新治理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中国要尽快采取行动,不但在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在技术创新的治理上也成为世界先进国家。要对防止技术创新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需要提早谋划,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国内大循环,进而带动国际大循环,提高综合国力。    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冷战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经过一番血腥的“内战”,分裂成5个国家。与此同时,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一些原属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族群也开始要求独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东帝汶和南苏丹的独立等等,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到2013年,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已达193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关于苏联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史学界出现了“帝国转向”,形成了新的帝国史流派。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关,也适应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需要,这就是为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正名”:帝国不仅有镇压的功能,也有建设的潜力;俄罗斯不是“民族监狱”,而是一个多种族的超大民族国家。“帝国转向”符合俄罗斯日益抬头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既可以满足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可为国际外交需要服务,抵御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攻击。德米特里ⷧ‰𙥈—宁等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也从帝国的角度,阐释当今俄罗斯的来龙去脉。    培根提出了获得各种现象的一般原因的有用方法—科学归纳法。他认为归纳法是从事物中找出公理和概念的妥当方法,同时也是进行正确思维和探索真理的重要工具:“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形式的方法。”(汪奠基,1961,第66页)培根提出的归纳法,不同于简单枚举归纳,是一种排除式的归纳法。培根认为,对科学与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方法来分析自然,然后,在得到足够数目的反面例证之后,再根据正面例证作出结论(培根,1986,第82页)。培根科学归纳法的特点在于,利用排除法可以逐步排除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提炼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他设计了排除偶然联系的专门工具—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通过查阅这些表格可使排除法程序化。

         问题回到近些年对思想史的推进,结合葛兆光等先生所做探索,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体现出由精英思想和经典,转向一般思想及信仰层面的趋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心能否摆脱以往的一些符号和话语来讲思想史。相应的,按照一般知识或学科知识考察中国思想史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梳理思想史问题也较为流行。   高瑞泉:我想先来谈谈纪霖选编的这两本书。在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出版,体现了思想史领域中研究的进步,前一本书对于80年代诸多争论的梳理,展现出了以各种争论和思潮运动所体现的社会思想的变化过程。思潮有起伏,但是并不是一风过的,思潮纷争过后常会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积淀下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主要是一些具体的“观念”。而《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就很好地整理了这一些共享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儒家;创造性教育;经济不平等   最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令人目眩的发展,尤其是阿尔法狗(AlphaGo)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使得“人类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控制、替代、甚至杀掉”这样的问题一跃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有这样惊人的技术发展,但是,笔者想说的第一点是人工智能还不够智能,甚至一点智能都没有。虽然阿尔法狗击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围棋选手,但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赢了它——只要我们选择和它玩中国象棋就可以。当然,如果它开始学中国象棋,它可以很快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击败它——只要我们选择跟它比踢毽子。一般来讲,人类智能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它可以做那些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任务,而阿尔法狗和其他现有的人工智能产品还只能做它们被事先设计好的工作(虽然它们可以做得很好,甚至超过人类)。因此,我们可以说,现有的人工智能还没达到真正的智能。    第二,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拓展国家利益。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利益交融格局,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的共享性与共同性在急剧增强。相较于可能会牺牲弱势参与者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结盟关系,新型伙伴关系更具开放性、持续性,是中国在维护核心利益基础上拓展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它要求伙伴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中国充分尊重伙伴国核心利益,支持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双方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共同利益,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可以实现中国国家利益在不同国家、各个地区和全球范围的拓展。    第四类概念的思想史以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北师大的方维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台湾中研院的潘光哲先生,还有复旦的章清教授为代表。这些学者借助诸如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的渊源关系出发,来梳理中国思想史当中的若干个核心观念,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与演化的?这些概念又是如何“语际旅行”,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其中内涵发生了一些什么跨语际的变化?   第五类,是问题的思想史,也是我个人自觉继承的研究流派。这个流派的鼻祖是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本杰明ⷥ𒥍Ž慈教授,以及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张灏、墨子刻、林毓生都继承了这一研究的传统。这类思想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先预设一个问题,即“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困扰着我?”然后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展开思路,形成研究者的一个论述(argument),最后回应并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天,发现泡图书馆的,都是白人老者。我没有种族偏见,并不是说只有白种人才喜欢读书。我只是呈述事实,指证的是图书馆现场。至于那些把书借走的,我无法核实。   对了,那天晚上,我遇见一组六人亚裔团体,占据了图书馆中间部分的沙发。不过,他们不是读书,是玩牌。我没能弄清他们的国籍,因为人人如哑巴,只管用目光示意,用手指出牌,一声不响。   第四天,感慨在图书馆流连的老人,一律着装整齐。虽然不像出席船长晚宴那样,恭而敬之地“正装”。以首日邂逅、尔后时常碰面的那位老先生为例,银发纹丝不乱,短袖、长裤、皮鞋,在在都像量身打造,浑然一体而又活力四射。 

         第四类概念的思想史以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北师大的方维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台湾中研院的潘光哲先生,还有复旦的章清教授为代表。这些学者借助诸如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的渊源关系出发,来梳理中国思想史当中的若干个核心观念,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与演化的?这些概念又是如何“语际旅行”,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其中内涵发生了一些什么跨语际的变化?   第五类,是问题的思想史,也是我个人自觉继承的研究流派。这个流派的鼻祖是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本杰明ⷥ𒥍Ž慈教授,以及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张灏、墨子刻、林毓生都继承了这一研究的传统。这类思想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先预设一个问题,即“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困扰着我?”然后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展开思路,形成研究者的一个论述(argument),最后回应并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步,实现室内外一体化的导航定位授时。这个是最难的,要实现陆、海、天、空、水下、室内都能入网,都要感知,专业性比较强,所以放在第五步。   首先是整合北斗卫星系统、地基增强系统、5G通信网络、高分遥感、互联网五维空间数据资源;其次是打造基础、绿色、智能、泛在、安全、可控六大功能;最后是支撑各种各样的应用。   “5G+ 北斗”将服务车联网、智能能源、无线机器人云端控制等行业应用。智能能源、智能电网现在的时间标准还是太低,每一个电厂的交流电送到电网上去,相位要同步,目前相位同步精度是 18 度,就是允许相差 18 度,在时间上相当于 1 毫秒,这是造成大电网自身耗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很大的能量浪费,从爱迪生时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将来“5G+ 北斗”能为全国电网提供 5 纳秒级和米级时空协同,实现电网全网设备输入输出电压的纳秒级或 100 纳秒级相位同步。 旺东事件;“874”演习;桑多洛河谷;克节朗;拉吉夫ⷧ”˜地   1987年,由桑多洛河谷事件(即旺东事件)所引发,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领土纠纷。桑多洛河谷(旺东)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娘姆江曲以东、康格多山以西。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山。这个地区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以北,而且也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一直是中国的领土。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政府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 [1],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导致1986年6月旺东事件的发生。1987年,印军进一步越过哈东山脊,进入到克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即“874”演习。中国军队越过拉则拉山脊(印方称塔格拉山脊),在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2]。对于这段历史,由于各种原因,除了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鬥…‹斯韦尔在著述中有所涉及之外,相关的专题研究很少,而有关这方面的非学术文章多有谬误。本文将散见于文章著述、回忆传记等中的相关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疫情冲击之下,我国推出了较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对经济的较快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为防止过度刺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将政策中心主要放在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规模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然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先是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旺东地区),随后又进入到克节朗地区,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拉吉夫ⷧ”˜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即“874”演习,西藏边防部队进入旺东和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由于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两国军事力量有效的威慑和国际政治的制约,中印两国政府都没有选择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边界纠纷。在中印双方的外交努力下,中印边界危机在1987年8月后逐步平息。此后较长时间,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保持了相对平稳。 

         摘要:生产要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应从大历史观把握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七要素”体系的发展进程。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仅应着眼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应着眼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要素”和“产权”虽是两个范畴,但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凡是要素都有产权。建议不采用“赋予”要素产权的表述,而采用“承认”、“尊重”或“维护”的提法。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范围全覆盖,二是过程全贯通,三是生命全周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要素价值实则是“产权价值”。应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企业家)和数据“六大”要素市场配置一体化推进。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历史,需要拿出“自我变革”的勇气。    与徐书记办案的思路不同,一般乡镇一级对待反映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上访,采取办法是抹平。所谓抹平,就是要求被村民反映存在经济问题的村干部向纪委说明情况。要让村干部说明情况,前提是让他们知道村民反映或举报了哪些情况。一旦村干部知道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他们就有足够时间来应对抹平问题,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古希腊人的这种哲学追问激发了后哲们更深刻的思考和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作为一类事物之共相的“一般”与这类事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既然人直接面对的是个别事物,那么,人们头脑中关于与“直观表象”不一致的“事物一般”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人所拥有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建立的?这就把对规律性的认识从形而上学的层次推进到认识论层次了。   爱因斯坦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原因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1976,第574页)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应运而生,为探索规律带来了革命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就是爱因斯坦说的系统实验和逻辑体系。    我回国之前,社科院哲学所傅乐安和陈先生的武大团队,开始启动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辑ⷤ𘭤𘖧𚪥“𒥭检‹,大部分译稿已经完成,但一直没有下文。1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北大系友陈小文博士要重新启动搁置多年的译稿的出版,我当然义不容辞。我和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申请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西方哲学经典翻译(中世纪卷)》,我们整理修订原译稿,请同行补充翻译了一些新资料,我的原则是,凡是陈先生曾经审阅过的稿件,一律原文照抄,一是翻译质量确实高,二是老师传授的学脉应该传承。需要交代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主编傅乐安先生也到鲁汶大学当过访问学者,我在鲁汶认识了这位精通拉丁文的可亲可敬的学者,这本书的总审校是我回国后选派到鲁汶专攻古希腊中世纪哲学的吴天岳老师。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源于北大外哲教研室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辑》的编写,陈先生推荐我到鲁汶留学是为了成全这套书,经过三代人的接力,《中世纪哲学》在2013年出版,终于完成了这个夙愿。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生产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比较简单,相应地,对要素范围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如生于1623年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第提出“二要素论”:一是劳动,二是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他留给后世的著名格言。虽然威廉ⷩ…第没有分清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而作为“价值”则是由劳动创造的(不包含任何自然因素),但是,他明确提出“二要素论”是有贡献的。 

         关键词:国际法解释能力;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主体性;祛魅;本土化   整体上,我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法学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后虽取得较大成就,但国际法学研究整体仍显薄弱,无法为日渐丰富和多元的外交实践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当代国际法虽存在一些问题,也未能充分反映国家利益,但仍要善加利用作为国际交往通用准则的国际法,因为单纯习惯性依赖本国、本土的地方性话语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共鸣与支持,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无视国际法规则与盲信国际法文本,皆为一国国际法能力欠缺的表现。具体到我国当下的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许是仍未确立起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典型体现在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过于追求“国际”“域外”而忽略“国家”“域内”,缺乏必要的“中国情怀”“中国元素”抑或“中国意识”。过去20年,国际法学的规范化发展迅速,而本土化似乎并未做到与其同步演进。规范化强调学术对话与学术积累,在中国自己还未建立起完善的学科体系以及还未确立起真正的学术自信时,这种规范化很容易变成美国化,不自觉间陷入一种强调单向度“接轨”式的智识保守主义。“结果就是对话的理论是美国的,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成为论证美国问题的被切割的材料,于是越规范化就越远离本土化,越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在这种现实构造下,我国的一些国际法研究对本土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学术研究与现实关切的阐释、回应、解决存在脱节。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问题,无疑是掣肘国际法学研究主体性确立的重大障碍,若不尽早祛魅,将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深化以及未来国际法治中国话语的构建。    “实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掌握的原因和本原就是关于实体的,永恒事物的本原是最真实的东西。第一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实体本身。只有弄清楚了实体的含义并且对实体作出恰当的分类,其他各个门类的科学才能获得自己的研究对象,才有基本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又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跟他的逻辑学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本质”“形式”“质料”等一系列概念,其目标是寻求一种对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的合理解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某种可理解性。他虽然没有使用规律这个概念,但与现代规律的意思已经很接近了。    首先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需求的拉动。同时,我们也要强化监管约束,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和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制度,丰富宏观审慎工具箱,建立工具的启用、校准和退出的机制。    第一,供给持续加速,超越一些新的临界点,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转正,单月增速超过去年同期的水平,服务业和农业都出现持续正增长的态势,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复工复产、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已经基本上完成,特别是从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来看,目前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第二,虽然需求依然疲软,但是需求改善程度还是在稳步前进的轨道之中,我们整个内部循环本身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消费品单月同比转正;同时民营企业投资增速虽然是负增长,但持续收窄。按照目前的趋势,四季度初,我们预计整个民营投资可能会转正。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发展历程,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丰富与发展的理论主线,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的实践主线,这两大主线良性互动、交相辉映,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5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最先在俄国从理论变为现实,到现在已过百年。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需要我们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新的理论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新飞跃的实践意义。 

         第三,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工业闻名与生态文明的融合是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工业化的新路径。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以工程可积为支撑,通过制造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驱动、政策法规保障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确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工业化发展各环节和全过程。   第四,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是坚持质量与结构优化相结合。加快确立竞争性政策在我国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和水平。必须以供给侧改革为主要手段,从需求侧促进行业均衡发展,实现高质量产品供给,加强技术供给、加强企业品牌体系建设、开放国内市场倒逼落后企业升级。我是长期从事铁路工作的,供给和需求怎么结合,在这方面有所体会。我原来担任过铁道部总工,高铁从速度体现来说,最高时速只能跑 300公里,如果最高达到 300 公里的话,长度只能有 60 米。高铁有一个起速、加速、减速的过程,中间是平台。 350 公里的钢铁在哪儿,没有。于是我们下决心要研发制造。研发制造首先要有技术条件,中国铁路和钢铁企业当时一起拿出了技术条件,当时是进口还是部分进口还是全国产,争论非常大。我们生产 350 公里钢轨的工装工艺,最后决定全国产,中国总长达 25000 公里的高速铁路,钢铁全部是国产的,没有一米是进口的。大家也可以知道钢轨从 12.5 米到 25 米到百米长钢轨,如果你跑到欧洲去进口,多少船去装。这件事是制造业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个钢轨并不容易。我举这个例子,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创新,但是创新有一系列的方法和环境。二是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两手抓,在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中,既要发挥新兴产业的引领示范,抢占制高点的作用,也要充分重视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是面、是存量,新兴产业是点、是增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推动生产制造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重点支持新兴产业要强化统筹科学谋划。三是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回归本意,坚持价值导向,避免创新概念泛化,将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依靠技术进步引导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明确、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真正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聚焦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工艺流程。四是大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当前我国制造企业最需要支持的是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前置审批,加大过程尖端,建立使诚信体系。强化监管部门履职,集中政令、解决市场地区分割问题。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畅通企业出口,理顺金融业。     第二个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这是在面临国内外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现在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怎么解决?需要挖掘内部潜力,其中要素市场化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以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国别”已经成为区分人们的基本标志。但百年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被大大小小的新老帝国和帝国殖民地所覆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新时代。围绕一战和二战之后新兴国家的建立,也即所谓的“非殖民化”进程,人类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百年之后的世界虽然已经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但国家之间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构建过程更不可能整齐划一。冷战期间的大国纷争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使“民族国家”体制不断遭遇新的挑战。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民族国家”体制又难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新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是重新拾取帝国的治理经验,弥补民族国家体制的不足,还是挣脱现实的羁绊,挖掘新的组织方式和治理空间,需要学界进行新的思考和研判。    第二个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这是在面临国内外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现在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怎么解决?需要挖掘内部潜力,其中要素市场化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以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不是在见效,是在持续加大,中国制造 2025实施三年多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了全国上下联动振兴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一是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和全球贸易壁垒加大,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双向挤压”形势更为严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期美国、欧洲及亚洲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均超过中国。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中美贸易战的关税矛头直指中国制造 2025。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局面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显的更为严峻。二是社会资本 “脱实向虚”,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趋缓将影响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后劲。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大幅度衰减,制造业规模以上利润总额符合增长幅度,这就是具体的数据。金融行业市场化不充分,在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前提下缺乏支持制造业的市场动力和具体措施。三是市场经济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对传统制造业和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市场缺乏有效的企业“退出”渠道和禁止,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企业很难被淘汰,部分行业市场过度拥挤,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各地区产业发展政策缺乏统筹规划,往往过度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示范项目的推进,反而忽略和放松了传统产业的提升以及中小企业的帮扶。 

         巫老师中等偏上的身材,带着近视眼镜,穿着褪了色的但干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由于身体瘦弱而显得衣服肥大。听说巫老师才四十多岁,然而皱纹却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脸上还有菜色。但因为事先对他有所了解,我们确信这位和善、不张扬的老师一定有他睿智的一面。   是巫老师的讲课让我们感到英语不再仅仅是枯燥的字母、单词、语音和语法,它美仑美奂,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圣境。作为“英国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我们第一次体会并感受到英国语言文学的美。我们的学习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单纯的知识记忆上升到对美的感悟,从简单的模仿升华到对文学的欣赏。    北大学生以“北大人”为荣,而对什么是北大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只有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北大毕业的才是完全的北大人,有人说,北大本科生才是真正的北大人。无论按照哪种说法,我这个“外来户”似乎不是北大人。不过,想到孟子一句话,心里似乎踏实了一点。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虽然不是北大诸位名家大师的授业弟子,但可以算是他们的“私淑弟子”。   1977年考上大学,被分配到中文系,我决心自学西方哲学,用的教材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绿皮本《欧洲哲学史》,以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译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辑》。《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是一套书,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四本,除了这几本书,我还熟读北大哲学系老师发表的著述,有了报考西方哲学研究生的底气,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代招的西方哲学出国研究生。    从互联网、“互联网 +”、物联网到泛在网,信息网络的概念拓展了。物联网可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目前的水平也只能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还不能实现对外界的控制。而泛在网的目的就是实现人对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感知、协同、融合与控制,需要广域及全球性的高精度时间和空间位置。   5G 是智能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它高带宽、高速度、大容量、低功耗、低延时、万物互联、信息可感知、可调控。5G“极高速率、极大容量、极低时延”的特征,为满足未来虚拟现实、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用户和行业的应用需求,提供基础支撑。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议程设置是“获取和拓展权力的首要工具”,因此,对国际议程设置权的争夺便成为国家间权力博弈的重要领域。对于国家行为主体而言,如果能把本国提出的国际议题成功地设置为国际议程并转化为国际制度,那就意味着该国在塑造它国行为方式方面具有了“软权力”,因此,各国都力图使自己提出的国际议题顺利进入国际议程。但是,由于国际议程本身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在同一时期内只有少量的议题能够进入国际议程,加之国际议程设置涉及重大的政治利害关系和资源(重新)分配,具有天然的“零和”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际议程设置权力的争夺必然成为国家间权力博弈的重要领域。    说这番话的人叫李良嗣。他在这里明确使用的“族”,即是族属或血统的概念。所以“左衽”或“右衽”,不仅是服饰差异问题,通过它体现的是夷夏之别的重大区隔。族的意识,在它带有共同血统观念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族群意识。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地带有排斥非汉族群之政治统治的意思。“辽国必亡”(辽亡当时还没有成为事实,但说话的人认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归顺宋朝的前提。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辽将亡之时,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把这时还逃亡在外的辽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岂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从女真,所以归投南朝耳。”换言之,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甚至严重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他们为此还这样评论宋朝人对他们的误解:“南朝(指宋人)每谓燕人思汉(此指汉族的宋政权)。殊不知自割属契丹,已多历岁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可见以君臣关系为标志的政治认同,可以超越对于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意识,超越对每个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统观念,也就是对不同人群的族裔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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